作者：王子珺、袁济喜（分别系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中心兼职研究员）
在中国文化的研究中 ，“正始之音”兼有文学与哲学的含义：文学上的概念是指三国时魏国齐王曹芳正始年间以嵇康 、阮籍为代表的文学创作；哲学上的概念则指何晏 、王弼为代表的玄学思潮 。依照现有的学科分类,文学界与哲学界各自从不同的视角去解读它，产生了见仁见智的看法 ，但是如果我们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不难发现这是由于中国古典学术的整体性特征所决定的 。“形神之辨 ”作为贯通这个概念的思想范畴,彰显出魏晋易代之际思想文化的特质。
《文选》书影 。资料图片
先秦时期的学术文化 ，人文性极强，其中关于人的肉身与思维的关系 ，即“形神之辨 ”是当时百家争鸣的内容之一 。从先秦到魏晋时期的“形神之辨”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精神与形体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 ，精神不能脱离肉身而独立存在。例如先秦荀子明确提出“形具而神生 ”的命题，西汉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也论述了这一点，《黄帝内经》这部秦汉时的医书也反复强调此观点 。二是养神通过养形而实现 ，养神反过来也会增强人的身体健康 。西汉《淮南子》中即阐述了这一观点。三是精神具有相对独立性 ，在审美领域，人的精神可以超越肉体的形貌。在《庄子》一书中 ，一些长得很丑的人因为道德高尚受到年轻女子的青睐 。庄子提出“抱神以静 ，形将自正 ”，可以说是一个极端的重神论者 。
汉魏之际的“形神之辨”因为受到时代变迁的影响 ，呈现出不同于先秦两汉的特点 ，主要集中在对于个体人格与生命价值的重新认识上面。由于东汉晚期以来的社会动乱以及经学的危机，使士人在儒学影响下转向重新寻找精神寄托 。伴随着对精神与肉体关系的讨论 ，在东汉后期产生的《古诗十九首》中 ，精神价值不再固守于传统的修齐治平范式，而是转向肉体的享受 ，甚至出现了放浪形骸的思想 。到了三国时曹魏统治时期 ，“形神之辨 ”有了新进展，首先是曹魏倡言“天地间，人为贵 ” ，祛除“形神之辨”中的神仙方术因素。秦汉以来的“形神之辨”受到神仙方术的影响很大 ，甚至连秦始皇与汉武帝这样的雄主都不免受到蛊惑，曹操对于这些方士加以笼络 ，控制在自己身边 ，不让其兴风作浪 。曹操的儿子曹植在《说疫气》中对建安二十二年间的大疫解释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 ” ，也就是气候反常、冷热失调导致的 ，否认是神怪作祟 。曹植的《洛神赋》以形写神，将想象中洛神的姿态之美 ，通过若有似无的神态风韵加以表现 ，产生了形神互动的效果，对东晋画家顾恺之“以形写神 ”的画论美学产生了极大启发 ，顾恺之的名作《洛神赋图》即在此基础之上形成。
“正始之音”的产生 ，距离建安文学恰好隔了一代人 。比如，文学领域“正始之音 ”代表人物阮籍的父亲是建安七子中的阮瑀，作为玄学“正始之音 ”代表人物的王弼则是建安七子代表人物王粲的后代 ，因此 ，建安文学与“正始之音”无论是从哲学还是从文学角度来说，二者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这两个时代的政治与社会背景却发生了翻转 ，曹丕称帝后传位于明帝曹睿 ，曹睿死前让司马懿与曹爽共同辅政，但曹爽很快就被司马懿与他的两个儿子所杀害 ，追随他们的士人如何晏 、桓范 、夏侯玄、李丰等人也被害 ，政变前后始终笼罩着恐怖的阴影。因此，作为“正始之音 ”两个派别的人物感受到共同的时代氛围 ，从早期的济世转向自保 ，参与政治的何晏等人在思想上倡导以无统有，以静制动 ，调和儒道 ，吸收了《周易》《老子》《庄子》这三本书的思想并加以阐述，号称“三玄 ”，开创了玄学与清谈相结合的风气 ，注重精神而忽视形质 。在认识论上 ，王弼《周易注》中提出得意忘言 、得言忘象的观念，主张摒弃语言与形象直接把握精神意蕴 。远离时局的“竹林七贤”之一阮籍在《答伏义书》中呐喊“徒寄形躯于斯域 ，何精神之可察 ” ，主张精神的绝对自由，以逃避当时的社会黑暗。他的形神观彰显了竹林名士以神驭形的观念。
在玄学影响下 ，当时的士人鼓吹精神是无形的 ，超以象外的，而形质则是可以忽略的 。阮籍的放浪形骸 ，饮酒无度 ，目的是以神为贵，遗落世事 。“形 ”的概念往往与世俗享受相联系 ，为何晏 、王弼与阮籍、嵇康等名士所鄙视。
有意思的是 ，“形神之辨”不仅产生于竹林名士与礼法之士的争论中，也发生在竹林名士之间，嵇康与向秀就养生问题发生过激烈的辩论 ，深化了“正始之音 ”中的人生哲学 。嵇康在《养生论》中提出：“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 ，神须形以存 。 ”嵇康养生论的理想境界就是使人达到形神相济，修性以保神 ，安心以全身 ，由养生臻于审美的境地。向秀则强调，人的嗜欲、好荣恶辱 、好逸恶劳等 ，皆生于自然 ，而且各种富贵利禄也都是人的天赋权利，是上苍所赋 ，关之自然 ，不得压抑，这表现了一部分士人精神世界的世俗化 。向秀在嵇康被杀后入洛当了司马氏王朝的官 ，批评嵇康为狷介之士 ，不足为慕，看来并非偶然 。向秀的《庄子注》后为西晋士人郭象所窃，郭象发挥了向秀的思想 ，将《庄子》演绎成独化与玄冥的哲学 ，强调个体事物与人生的自生自灭，非有所待 ，人生也是当下肉身欲望的满足而已 ，精神追求无形中被消解了。
值得注意的是，正始年间的竹林名士与正始名士并无交集 。何晏位居高位 ，任职当权 ，为吏部尚书，受到曹爽信任 ，活动中心在帝都洛阳；竹林名士在山阳一带 ，远离洛阳，相对超离一些 。他们在诗文中咏叹的是忧生之嗟 ，旨趣与风格彰显出玄学的幽深超缈。阮籍八十二首《咏怀诗》被钟嵘《诗品》列为上品 ，评为“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 ，情寄八荒之表” 。嵇康的四言诗则清峻超诣 ，他在《赠秀才入军诗》中吟咏：“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俯仰自得 ，游心太玄。”诗中抒发了想象中行驰原野 ，在休息中观雁与弹琴，获得与天地之道合为一体的至美享受 ，可以说是“正始之音 ”这一概念中玄学与文学的融会。阮籍嵇康所代表的“正始之音 ”在初唐诗人东方虬那里获得传承 。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赞誉他的诗：“骨气端翔 ，音情顿挫，光英朗练 ，有金石声 。遂用洗心饰视 ，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 。”陈子昂倡导的文学复古包含“建安风骨 ”与“正始之音 ”这两大来源 。
正始年代的“形神之辨”深化了人们对于精神与形驱之间关系的认识 ，“正始之音 ”作为文学与哲学的概念 ，可以通约共用。例如，作为正始名士的何晏编修过《论语集解》，写过《无名论》 ，但他也写过诗赋 ，今传唯一的一首五言诗，表达了处于朝廷中枢的士大夫的忧心 。《世说新语》注引《名士传》记载 ，何晏因“识者虑有危机 ”而“著五言诗以言志”：“鸿鹄比翼游 ，群飞戏太清 。常畏大网罗，忧祸一旦并。岂若集五湖 ，从流唼浮萍 。永宁旷中怀 ，何为怵惕惊？ ”何晏因与曹魏宗室关系密切，诗作反映其身处政治斗争中的危机意识 。同样 ，竹林名士的文艺作品也充满着玄学。例如 ，在音乐美学上，嵇康《声无哀乐论》《琴赋》提出以“无声之乐 ”为美 ，他的一些四言诗开玄言诗之先河；阮籍《清思赋》重点不在体物写志 ，美的来源则是超越形质的精神实体，“夫清虚寥廓，则神物来集……冰心玉质 ，则激洁思存；恬淡无欲 ，则泰志适情” 。这种精神之美通过神物来集凝聚成特定的意象，构成“正始之音 ”的文艺境界 。
“形神之辨 ”作为一种论题 ，推进了人们对于精神与形体关系的认识 ，促成了人们精神价值的提升。《世说新语》中的人物品藻就将形神统一 、以神为贵，形成了神鉴的方法与价值观念 ，影响到东晋画家顾恺之画论中的“传神写照”“以形写神”的绘画美学观。南朝画论家谢赫《古画品录》中提出：“穷理尽性 ，事绝言象 。 ”南朝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所说的“神与物游 ”“神用象通”等，就是指作家在创作中的精神活动 ，指作品所达到的出神入化的最高造诣 。到了宋代 ，“离形得似 ”就成了主导绘画论坛的主要观念。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提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 ”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提出：“诗而入神 ，至矣 ，尽矣，蔑以加矣！”这些都是“形神之辨 ”对于后世中国文艺理论的影响 。总之，通过“正始之音 ”与“形神之辨”的关系考察 ，可以看出中国古典学术注重综合性、总体性 ，追求精神世界之间的彼此贯通，这些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国学是很有帮助的。
《光明日报》（2026年08月01日 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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